给了你这么个错误的信息!”

　　毛泽东的下一句话使话题远离了茅台酒而不着边际:“顺便说一句，中国的古董很多，让旧的东西捆住手脚不好。”

　　这使毛泽东转而独自地谈起了自己的父亲，避而不谈日本政治。

　　他说:“小时候，父亲对我很严厉，我就造他的反。儒家的《四书》、((五经》上说父慈子孝，我问父亲为什么对我不好。不扯远了，日本竞选时，角逐很激烈吧?”

　　当田中谈到日本竞选的艰苦时，毛泽东不解地摇摇头，喃喃地说:“到街上去作竞选演说谈何容易卜??…”这位老战士把他的智慧之手置于这位年轻政治家的肩头。“在街上演说可是件苦差事，”他说，半个世纪前他在长沙就经常这样做，“请多多保重”。

　　“你们的议会制度是怎么回事?”他问田中，这位首相小声道:“它也有它的问题。”毛泽东以恢弘的口气总结道:‘旧本一定存在许多问题，是吧?”

　　毛泽东的思绪好像返回到几个世纪以前，而越过了可怕的中日战争。他把日俄战争后日本确立在亚洲的领先地位、赢得他国学习者羡慕的时期当作一段过去的插曲，似乎中国是先生、日本是学生的历史时代又会重新开始。

　　“在毛泽东面前，周恩来只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，”田中回到东京时对他的一些政界朋友说，“他的举止就像陪在某个著名国会议员身边的一个笨手笨脚的秘书。

　　这番评论很有意思。这甚至使人觉得，田中的这番话不像是在描述周恩来，而是在活灵活现地描述他自己在毛泽东的尊驾前的表现。

　　在联合国，毛泽东的政府只是个新来的小伙子，还远不像某些人预言的那样在这个组织中“制造混乱”。在纽约的中国代表完全是按惯例循规蹈矩地对待公文、辞令和外交礼节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中国在特图湾成了代表第三世界说话的最有影响的声音，它就海洋法、债务、贸易结构等问题及一些国家“有”而一些国家“没有”的其他问题所发生的对立而发言。

　　《人民日报》大肆宣传中国在安理会(中国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)和其他世界组织中的言论和行动。

　　然而，毛泽东似乎对联合国感到厌倦。在所有关于对外政策的谈话中，他很少谈到有关联合国的话题。他把这一话题留给了庞大的北京政府中旧势力的国际主义派，而这一派是外交部中的不稳定因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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