部平级的新闻出版署，还明确了出版署极其附属版权局的权力。

　　从那之后，出版署极其遍布各地的出版局，成了一个中央直属体系，才算有了点底气跟权力，脱离了地方正抚机构的制约，能正经管一管下面的出版社跟杂志社了。

　　也正是在1987年之后，确切的说是1990年之后，权力越来越大的出版署开始重拳出击，大力清理各地非法跟违规刊物，严格了审查制度，终于让国内风气为之一清，不再乱七八糟了。

　　同样是从那之后，出版局这种管理单位，成了真正的大佬，各个出版单位的经办单位，已经无法制约出版局这种单位了。

　　不过就目前来说，出版局还是文化部的下属单位，跟电影局平级，但权力跟能量却远远不如。

　　这也就造成了，出版单位的自主权很大，稿件能否发表，基本都看各地出版单位自己，出版局说是一个摆设也不为过。

　　此时所谓没权没势又没钱的冷衙门，就有出版局的一席之地。

　　当然，话说回来，各个出版单位在发出刊物之后，如果出了事，比如内容涉及银会涩情等情况，被很多人举报，造成恶劣影响的话，有关部门也一样会出手整顿，比如限令整改之类的。

　　可有意思的是，这种能对具体出版单位进行罚款整顿之类的上级单位，一般都是当地的文化局或者公安局，出版局大都是凑数的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此时国内的刊物出版，审核方面基本都是看出版单位自身，也叫自查自纠。

　　但出版单位自身呢，此时也都没有一个严格且普遍的自查自纠制度，都是自说自话，自己有自己的一个衡量标准，或者叫规章制度。

　　比如此时一个出版社的所谓稿件审核，一般都是总编拍板后，就可以直接发行，没有什么二审三审的。

　　后世出版单位普遍实行的三审责任制，这时期根本就没影子。

　　甚至很多出版社跟杂志社的社长，都压根不管图书杂志的具体出版工作，责任基本都压在总编身上。

　　所谓的总编负责制，才是这时期的主流。

　　这样做的好处是，内容审核更宽松，创作更自由，坏处就是太过宽松，太过自由。

　　所以在八十年代初，国内出版业的审核环境，那是相当的宽松，出了好多“批判文学”跟“伤痕文学”，根源就在于审核制度的特别宽松上。

　　曹志强决定出杂志后，不但定了杂志出版的基调，也就是所谓的震惊体，但同时也定了另外一个基调，就是双重三审责任制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以后杂志社要出杂志，里面收的稿件一定要经过责任编辑、副总编跟总编的三重严查，通过了之后，才可以编入杂志。

　　等这一期的杂志内容全部编辑好之后，还要再经过总编先整体审查一边，确定没有问题了，再送给副社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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