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而他只凭猜测就要除掉一位重臣，未免不妥，而且也没有权利这么做，但作为皇族的朱聿锷，他心中自然有一套支持他行为的思想和法则，“君教臣死，臣不死不忠；父教子亡，子不亡不孝，王相乃朱家臣子，既然让陛下不安，自身不该反省吗？”

　　中国制度、思想演进千年，总体而言，君权愈重，而臣权愈弱，自宋亡后，君臣共治的时代，便基本结束。

　　朱聿锷的意思，就是王彦不够自觉，既然让皇帝和朱家人感到不安，就该自觉点，主动交权，淡出朝堂，但这种想法实则非常荒缪，但凡有能力的朝臣都可能成为皇帝眼中的威胁，若都因此自觉退出朝堂，那朝堂上还剩下什么人？

　　这并不是解决君臣之争的方法，而是该建立君权与臣权的制衡。

　　王彦听到这话，却冷冷道：“殿下之言，本相不敢苟同，我儒门十三经中，《尚书》《易经》《诗经》《周礼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《孟子》《尔雅》《春秋左传》《春秋公羊传》《春秋穀梁传》中从未有过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”之言，道是有“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腹心；君之视臣如犬马，则臣视君如国人；君之视臣如土芥，则臣视君如寇仇”之说。”

　　朱聿锷听了脸色大变，“孟子之说，以被太祖禁止，王相何敢提及？”

　　王彦这种思想，对于老朱家而言，无疑是危险的，朱聿锷从中听到了威胁之意，王彦仿佛再说，君臣之间各有义务，得相互尊重，关系才能维持，他进了人臣的义务，若皇帝不能进人君的义务，那他便没有义务继续忠于朱明。

　　这种思想到宋代都一直存在，许多思想都被后世断章取义，就说三纲，宋人真德秀就有解释，“君为臣纲，君正则臣亦正，人君者，必正身以统其臣。”并非是强调绝对服从，而是强调君主自身要正，对君主也是一种约束，

　　此外还有“君虽得以令臣，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，臣虽所以共君，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”可见当时是主张“从道不从君”。

　　可惜这种思想断代几百年，皇权只强调臣对君的义务，而不提君对臣的义务，在朱聿锷心中王彦的话语，就是赤裸裸的反心。

　　这是王彦第一次在宗室面前，明确说出他的想法，但他知道朱聿锷未必理解他的意思，毕竟皇室已经习惯高高在上，根本不认为对臣子还有什么义务。

　　王彦沉声说道：“太祖驱除鞑奴，固然堪称雄主，然本相认为孟子之说并无不妥。天下兴亡，非一姓哀荣，本相立志荡平建夷，是为天下，殿下欲除我，是为一姓，高下自判。今日便到此处，殿下想必也是乏了，便在这里静养些时日吧。”

　　怎么处理朱聿锷，对王彦而言是个大难题，他还得想想，还得看苏观生做什么反应，他并不想陷入无休止的党争中，而无力抽身去办正事。

　　此时王彦已经没什么话同朱聿锷说，语毕便转身离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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