日上午的第一节课，老师说的第一句话，就是让国庆站起来问他：

　　“你说我应该怎么处罚你？”

　　彻底忘记这事的国庆，身体像是被推了一下地打了个寒战。他恐惧地望着老师，摇了摇头。

　　老师说：“你先坐下，好好想一想。”

　　老师让他好好想一想，其实是让他别忘了自己折磨自己。此后的一个月，国庆都过得暗无天日。总是在国庆忘记了处罚这事，显得兴高采烈时，老师就会突然来到他身旁，轻声提醒他：

　　“我还没罚你呢。”

　　这种引而不发的处罚，使国庆整日提心吊胆。这个可怜的孩子那些日子里，只要一听到老师的声音，就如树叶遇到风一样抖动起来。他只有在放学回家时才略感安全，可是第二天往学校走去时他又重新胆战心惊。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，直到父亲对他的抛弃才算结束，而被另一种更为深远的不幸所代替。

　　老师也许是由于怜悯，他不仅放弃了对国庆的恫吓，而且那些日子里，他想方设法寻找理由来表扬国庆。国庆的作业里有两个错字都能得满分，我一个错字没有才只能得九十分。在国庆母亲的兄妹来到之前，我们的老师曾带着国庆去见过他的父亲。嗓音温和的老师反复向那个混账男人说明，国庆是多么听话多么聪明，学校里的老师没有不喜爱他的。听了老师冗长的赞美之后，国庆的父亲却是冷冷地说：

　　“你那么喜欢他，就收他做儿子算了。”

　　我们的老师毫不示弱，他笑眯眯地说：

　　“我倒是想收国庆做孙子。”

　　我自己在遭受处罚之前，曾经十分崇敬和喜爱我们的老师。当王立强领着我最初来到学校时，老师织毛衣的模样让我万分惊奇，我从未见过男人织毛衣。王立强把我带到他身边，让我叫他张老师时，我才知道这个滑稽的男人是我的老师。他当初显得亲切和蔼，我记得他用手抚摸我的肩膀，说出一句让我受宠若惊的话：

　　“我会给你安排一个好座位的。”

　　他确实这样做了，我被安排到第一排的中央。他讲课时，除非要在黑板上写字才会站到讲台后面去，别的时候他就站在我的面前。将他的讲义摊开放在我的桌上，双手撑住我的课桌，唾沫横飞地讲着。我倾听时，仰起的脸上饱尝了他的唾沫，犹如在细雨中听课。而且他还能时时发现自己的唾沫已经飞到了我的脸上，于是他时时伸过来沾满粉笔灰末的手，替我擦去他的唾沫。往往是一节课下来，我的脸就要像一块花布那样色彩纷呈了。

　　我第一次接受他的处罚，是三年级的第一学期。一场在冬天来到的大雪，使我们这些忘乎所以的孩子，在操场上展开了雪球的混战。我的倒霉是将一个应该扔向刘小青的雪球，错误地击在了一个女同学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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